日本是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其古代文明起步较晚，但由于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文化的影响，发展速度很快。在古代中日交往和文化交流中，宗教(包括道教)曾起过重要作用。 
    6世纪经朝鲜半岛传人日本的佛教曾长期对施政、施教发挥过重大作用，成为日本古代最有势力的宗教。 
    中国的儒家学说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它不仅对日本的政治、教育发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对于日本民族道德伦理形成与发展也有极大影响。 
    关于中国道教是否传人日本的问题，日本学术界至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日本古代政府拒绝道教的传人，淡海三船的《唐大和尚东征传》及《古事类苑》和《群书类聚》中都有明记。“不知一些‘影响论’者是孤陋寡闻呢，还是故意无视?”(见福井文雅：《道教研究在日本》，《文史知识))1996年5期)。另一种意见认为，“道教作为宗教，其教典、道士、道观等成体系的组织形态，并没有传来日本，关于这一点，目前确实无史料可证。但是，道教作为思想给日本以影响，可以说已是难以否定的事实”(千田稔：《中国道教在日本》，《文史知识))1997年第2期)。驹泽大学教授中村璋八于1983年为《道教》第三卷《道教的传播》撰写了《日本的道教》一文，阐述了道教在日本的传播。中村认为，“带有建立道观和道士布教等形式的教团道教根本没有传到日本来。但是，早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由汉字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的波涛已经由朝鲜半岛涌到了日本。到公元5世纪前后(应神、仁德年间)，又有大量归化人来自以半岛为中心的那些地区和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他们带来大陆文化”。他的结论是：“在奈良、平安朝时代，日本用类似民间习俗的‘托盘’，从来自朝鲜半岛或中国大陆的归化人以及随遣唐使、遣隋使去中国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带回来的道德经典中，接受了汉字成语或知识，部分地接受了唐宋时期盛行的道教信仰，形成了一种道教形态，而江户时代的道教形态与此不同，到了江户时代，日本接受的是禅宗僧侣们带来的、明代盛行的‘善书’等民众道教。这些‘善书’类是从日本人群众性的国民道德意识之‘托盘’较多的地方开始接受的，其中也有幕府和大名的支持。由于印刷术的发达，这些‘善书’不断出版发行，一般民众也容易看到。因此，对日本一般社会的影响也与以往不同”。 
    千田稔先生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日本地理学会评议员。他说“近年来，关于日本文化所受到的中国道教的影响，开始得到注意。首先指出这一现象，并把它和中国的道教思想结合起来加以深入研究的，是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福永光司先生”。《中国道教在日本》一文综合了福永教授的研究成果。 
    福永光司教授研究这个问题始于70年代初。1973年他在《东方学报》发表过《关于道教的镜和剑》，1978年出版《道教与古代日本的天皇制》、1982年出版《道教与日本文化》、1985年发表《道教与日本思想》、1987年出版《道教与古代日本》、1989年主编出版《道教与东洋——中国、朝鲜、日本》。杨曾文和源了圆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第一章《道教和日本的神道、民间信仰》收有《道教与日本思想》中的一节《鬼道和神道——中国古代宗教思想和日本古代》的中译文。 
    上述著作都论及道教对古代日本及其神道教的影响。 
    千田稔教授根据福永光司的研究成果，写出《中国道教在日本》一文，概述了道教思想传来日本的历史过程，共归纳了五个问题： 
    1、关于“史前时代道教的传来”问题，主要探讨了中国史书《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所涉及的“鬼道”及“铜镜”，认为鬼道指初期道教的五斗米道，鬼道是宗教，又成为倭即当时日本的政治基础。在邪马台国旧址古坟中发现铜镜，上刻有魏建国年号“景初”、“正始”字样，纹样中绘有道教的仙人东王父和西王母的图像。古坟出土文物中还有桃的种子，也与道教有关，因为桃子是西王母喜爱的食物。这表明至迟在2世纪中叶，道教思想已传到了日本。 
    2．关于“《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记载的古代道教”，主要阐述这两种日本最早史书中所提到的“常世”、“观”和“天皇”几个术语。“常世”的解释是“神仙的秘区”，产生于日本，为神仙乡的意思。 
    4世纪垂仁天皇病了，令一臣子到常世采集桔子，远渡弱水找到了桔子。弱水则是与昆仑山、蓬莱的传说有关联的河流，桔子被道教视为长生不老的可食仙药。可知在《日本书纪》里，道教思想是被看作古代王权的宗教记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