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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王阳明心物论与笛卡儿心物二元论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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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飞龙
9、豪侠           豪侠佩神剑 大道说得清 九派环归处 自然浑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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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 05/01/2008 13: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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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2005级 张智勇)


   哲学在哲学史上有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事古代西方哲学,强调即一即一切,人与万物融合为一,原始的天人合一。第二个阶段是近代西方哲学:把存在当作独立于人以外的概念来加以追求,强调主-客体对立。第三个阶段现当代哲学:是讲人与世界交融合一的生活世界的意义世界的学问,是更高阶段的天人合一。(参看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第七页)其中第二个阶段就是西方哲学“主体——客体”二元对立占主导地位的阶段,笛卡儿就处于这一时期。


  笛卡儿(1596——1650)法国著名哲学家,有近代西方哲学之父的称号。著有《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等。


   笛卡儿是近代哲学之父就是因为笛卡儿明确提出了主体与客体的心物二元论。明确将存在划分为主体和客体两部分。


   在中西哲学史上,关于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问题的看法,粗略看来占主导地位的有两类:一是把世界万物看作是与人处与彼此外在的关系中,并且以我为主体,以他人他物为客体,主体凭借认识事物(客体)的本质、规律性以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从而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西方哲学中把这种关系称为“主客关系”,又叫“主客二分”,用一个公式来表达“主体——客体”结构。西方哲学史上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前早期的自然哲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学说主要是“人——世界”合一式。柏拉图的“理念论”,从认识论角度讲客体的理念是“认识”的目标,实开“主——客”式思想之先河。明确的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以“主客二分”式为哲学主导原则,乃是笛卡儿为真正创始人的西方近代哲学之事。


   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Cogito,erto sum)我思是什么?为什么我要思?我思的对象是什么?我思是我怀疑,我思维,我之所以要思是因为我对所有的知识的真假性的怀疑。笛卡儿所怀疑的知识有三种:一是感性的知识是不可靠的,尽管感性给予我们感性世界的许多报告,但是感官有时是会骗人的。当我们看到伸如水中的筷子是弯的而实际上并没有弯,而是光的折射造成的。二是权威的知识是要怀疑的。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两个轻重不同的球从同一高度落下,重的球先落地。而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的著名实验就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说发是错误的。一切依靠考察事物的科学也是可疑的。如物理学、天文学、医学等等都是可疑的。因为它们的对象是否现实存在都是不确定的。我思的对象理所当然的就是知识。知识论是近代西方哲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我思、我怀疑是不用置疑的。我怀疑所以我存在。我思所以我是主体,我所思维、怀疑的是客体,我怀疑的对象即客体就是知识,所以我思,故我在和知识论都体现了心物二元论。而心物二元论最直接体现于笛卡儿关于精神和肉体的论述上。笛卡儿认为精神和肉体都是上帝创造的,是完全对立的。肉体的属性是广袤,肉体是被动的,而精神的属性是思维,精神是主动的。这两种实体绝对不同:精神绝对没有广袤,肉体不能思维。我们不能设想精神或灵魂没有思维,灵魂是能思维的东西。作为一个能思维而无广袤的东西,我对自己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观念的解,我,即那便是我成为我的精神,完全真正的与我不同,可以脱离我的肉体而存在,那么我簿司是不是我就不存在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在笛卡儿的身心关系说中,明确提出精神与肉体是独立的,不同的。所以我的灵魂不思不能推出肉体不存在。刚出生的婴儿不能思维、精神病患者不能思维,但我们并不能否认其肉体的存在,而只是不具理性,没有灵魂即便有也是灵魂被束缚、被污染而不能进行思维。


   王阳明(1472——1529)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于明世宗嘉靖七年去世,名守仁,字伯安,谥文成,有《王文成公全集》传世。心学的集大成者,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后分为左右两派。王学堪称古代哲学思想最后一个有影响的学说。


   以人与对象的关系为出发点,是王阳明难以悬空的去构造一个宇宙图式,也无法以思辨的方式对世界的构造作逻辑的定位。在王阳明那里,物的界定总是关联着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全集》第六页)心指在中国古代指肉体的心即主体的人,意指的是道德意识。知在王阳明的学说中指的是良知。而其中的"事"并不是具体的事而是指道德行为,这体现了王阳明心物统一的观点。如意在于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则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传习录上》《全集》第六页)。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其中的“外”并不是内“外”的外,并不是指所有的理都在心中,而是指心、理、物是联系的统一的。如上所述,王阳明在要求理内化于心的同时,也有肯定心体有其外化的趋势。在这里便是心体在外化过程中的显现。此处之物不同于本然的存在,本然的存在总是处在本体意识,作为“意之所在”的物,则是已为意识存在所作用并进入意识之域的存在。可以看到,意之所在便是物,并不是意识在外部时空中构造的一个物理世界,而是通过心体的外化赋予存在以某种意义,并由此够建主体的意义世界;而所谓心外无物亦非指本然之物不能离开心体而存在,而是指意义世界作为进入意识之域的存在,总是相对于主体有现实意义。


   从东汉魏伯阳开始哲学的考察便与体用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体用关系上,王阳明肯定二者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传习录》《全集》第31页)本体与显现并不是二重世界,体用一源而无间。以次为原则,王阳明对心物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


   在王阳明那里意指向的对象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事亲、事君的实践过程。作为心之所发之意首先发于道德、实践中:“心外无物。”如我心发一念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实际上,在王阳明那里,事与物已被打通,物常常被理解为事,所谓“物即事也”即表明了这一点。意指向本然之物,诚然化本然的存在为意义世界的对象,但此时意义世界还主要是意识之中的存在。惟有通过切而行的过程,意义世界才能进一步获得现实性的品格。在谈到良知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时,王阳明便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处,真是与物无对。这里生天生地并不是宇宙论中的一种生成关系,而是心体与对象之间的意义关系。在心体之外天地固然存在,天地之分离不开心体的灵明知觉,所谓“皆从此处”便是指天地之意源于心体。从这种关系意义上看,心与物并不呈现两种对立的序列,进入意义世界的天地等物与心体难以截然分开,就此言,二者确乎“无对”。


   由上所述,王阳明的心物关系与笛卡儿的心物关系是迥然不同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 在西方哲学的划分中存在着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前早期的自然哲学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学说,主要是“人——世界”合一式。明确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以“主客”二分式为哲学的主导原则,乃是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黑格尔是近代哲学“主客”关系的集大成者,他的“绝对精神”是主体与客体的最高统一。从笛卡儿到黑格尔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导原则是


  “主体与客体”式。黑格尔以后,从主要方面来说,大多数西方现当代哲学家还有一些神学家,都贬低以至反对“主——客”式,其中海德格尔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把批评“主-客”式与批评柏拉图至黑格尔的旧行而上学传统联系起来,认为这种旧行而上学传统的根基是“主——客”式。海德格尔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哲学中“人——世界”合一思想的主要代表。西方当代哲学,特别是人文主义的思潮的哲学思想,其主要的共同倾向是超越“主体——客体”式达到一中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中国哲学史长期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主导。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西周时期的天命论中就有萌芽。天人相通的哲学观点起源于孟子。他主张天人相通,人性乃“天之所与”,天道有道德意义,而人禀受天道,因此,人性才是有道德意义的,人之性善有天为依据。老庄实际上也主张天人合一的学说。《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外篇》:“汝身非汝身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行,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知北游》张载的“天人合一”说是宋代道学的开端。王阳明的“天人合一”具有中国古代哲学说的特点即缺乏“主——客”式的思想。


   二 中国哲学扮演了宗教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哲学就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中国哲学家大多数是人生哲学家,中国的人性问题是靠中国哲学解决的,中国人从来不以宗教活动来解决中国的人性问题。冯友兰对人生境界的划分:1自然境界2功利境界3道德境界4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也就是我们国家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哲学以人生为对象,但又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


   以上便是王阳明与笛卡儿“心物关系”学说之所以不同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在此不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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