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樓賦】王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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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樓賦】王粲

中國古代與華佗同時，還有一位被稱為「醫聖」的名醫張仲景。就是中醫學經典＜傷寒雜病論＞的作者南陽人張機。
　　張機字仲景，是東漢末南陽郡涅陽人，大約生於公元二世紀中葉漢桓帝，死於三世紀初，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前後。年輕的張仲景拜同郡名醫張伯祖為師，由於他勤奮好學，後來醫術超過了老師。
　　最初張仲景只在家鄉行醫德，為了蒐集民間流傳的藥方，曾去過河南洛陽和今天湖北、四川一帶。經過多年努力，他掌握了許多藥方，並用來治癒了很多病人。
張仲景的診斷技術很高明，據說他在行醫時見到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王粲，見他氣色不對，就對他說：「你已經患病了，應該及早治療。如若不然，到了四十歲，眉毛就會脫落。眉毛脫落後半年，就會死去。現在服五石湯，還可挽救。」可是王粲聽了很不高興，自認文雅、高貴，身體又沒什麼不舒服，便不聽他的話，收下湯藥卻不服用。過了幾天，二人再次相遇，張仲景問：「服藥了嗎？」王粲騙他說：「已經吃了。」張仲景認真觀察一下他的神色，搖搖頭，嚴肅而又深情地感歎道：「看你不像吃了藥，年輕人，你的神色跟往時一般。你為什麼諱疾忌醫，輕視自己的生命呢？」王粲覺得自己身體健康，始終不信張仲景的話，二十年後眉毛果然慢慢地脫落，眉毛脫落後半年就死了。　　

　　

[作者簡介]王粲ㄘㄢˋ（公元177-217年），字仲宣，三國魏山陽高平（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人。少有才名。西京擾亂，南下投奔荊州牧劉表，未被重用，羈留荊州達十五年之久。後仕魏，歸曹操，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官至侍中。後病歿於軍中，時年四十一歲。

【七子之首】

在「建安七子」中，王粲的文學成就最高，擅長辭賦，所作慷慨悲涼，深刻感人，有部分反映社會動亂和人民疾苦之作，現實性比較強烈。其賦抒情真摯，風格清麗，被譽為「七子之冠冕」（見《文心雕龍》），著作有詩、賦、論等。成就最高，與曹植並稱「曹王」。《詩品》列其五言詩為上品。他現存詩二十餘首，以樂府《七哀詩》三首與《從軍行》五首最著名。其他作品見《王侍中集》。

【文學成就】

王粲在詩賦上的成就高於其他六人。劉勰《文心雕龍·才略》提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他以辭賦見長，詩歌多寫離亂，發語悲傷，情致淒婉，反映了百姓的疾苦和國家的動亂。王粲的哀思表現在作品上，其代表就是《七哀詩》與《登樓賦》。最能代表建安文學的精神。《從軍行》抒寫他跟隨曹操出征的感受，既歌頌了曹操的英明，也抒發了自己的壯志，還反映了漢末戰亂後城鄉一派荒蕪的景象。他的《登樓賦》抒寫避亂思鄉之情和壯志難酬的苦悶，是漢末最傑出的抒情小賦。

《七哀詩》大概是魏晉當時樂府的一種新詩題。所謂「七哀」，是表示哀思之多。有的學者認為「七哀起於漢末」。曹植、阮瑀、張載都寫過《七哀》。王粲現存《七哀詩》三首，是漢末戰亂現實的寫照。
《七哀》其一，寫的是董卓部將李傕、郭汜在長安作亂，大肆燒殺搶掠。（《西京亂無象》）寫他由長安避亂荊州時，途中所見飢婦棄子場面，深刻揭示漢末軍閥混戰造成的慘象及人民深重災難，心中悲情難抑，而寫下此詩，使人怵目驚心。王粲不得已離開長安往荊州避難，在悲痛的氛圍中與親戚朋友識別。《七哀詩》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把在亂世的經歷見聞，融入於作品之中，留下最真實的記錄。「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是泛指戰亂造成的慘象，與曹操《蒿裏行》中「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同為反映時代真實的名句。「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運用《詩經．曹風．下泉》之典。關於第一首的創作時間。前人認為寫於初平三年（西元193年），也就是王粲16歲所作。

《七哀》其二，寫的是作者遠離中國而去飄泊于荊州思鄉懷歸的情感。「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運用的是《楚辭》的典故「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之意。
《七哀》其三，寫的是邊地荒寒，人民深受戰爭之苦。「冰雪截肌膚，風飄舞止期」寫出了北方的苦寒。「天下盡樂土，何為久留茲？」運用了《詩經》中的典故「逝將去汝，彼適樂土」
首先，五言詩成熟的標誌表現，其一就是實現了言志向抒情的轉型。王粲的這三首中虛字減少，景象描寫增多，抒情氣息濃郁，顯示了五言詩的逐漸成熟。
其次，關於三首詩創作時間的判定以及三首詩作的相關內容。
關於第一首的創作時間。前人認為寫於初平三年（西元193年），也就是王粲16歲所作。這種觀點是缺乏理論依據的。其一就是詩人早期的作品基本上是四言，沒有五言詩作。而五言詩和四言詩在創作的手法和風格上迥然不同的。一個詩人，縱有無限豪情，也很難游離於自己生活的年代而創作作品。其二就是從七哀詩體本身來講，它屬於一種清商樂的樂曲。而清商樂的興起則是由於建安15年曹操建築銅雀台帶來的，這在歷史時間上是極其不相吻合的。其三王粲於建安13年歸屬曹操，也可以證明他沒有可能創作此類作品。
關於第二首的創作時間。可以從詩作的寫作內容上推斷，詩中有「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一句。建安13年王粲歸屬曹操，若他還滯留于劉表所屬的「荊蠻」之地的話，縱懷鄉之情難卻，詩人也是萬萬不可能寫出此種詩句的。
關於第三首的創作時間。余冠英認為此首寫於金平20年，曹操西平金城，王粲隨軍時所作。這種觀點與木齋先生的觀點相抵觸。筆者覺得木齋先生的論據更合理一些。其一就是據史書上記載，王粲曾經追隨曹操西平馬超，抵達安定（古時此地地處邊寒），並於12月份返回。與詩作中關於寒冬景象的描寫相吻合。其二，從建安詩人的創作風格上來看。建安詩人多是群體性的寫作「七哀」詩體作品。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故於建安17年，生前一段時間曾寫有七哀詩，從此可以大致的推斷：王粲可能是建安16年於安定寫下了此詩。
關於三首詩的寫作時間，還有一種觀點，就是由於三首詩所詠寫內容，情景各異，從而斷定三首詩不是一時之作。這種觀點有其合理之處，但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也不難得出一個與之相悖的結論，那就是三首詩寫作時間大致相同，約是建安16-17 年。這三首詩與王粲早年的作品相比較，可以看出詩人本身寫作的成熟，亦可看出五言詩的漸次成熟。

補：《七哀詩》三首之一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迴）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注釋】

○西京：指長安。東漢都洛陽，洛陽在東，長安在西，因稱長安爲西京。無象：無道或無法。

○豺虎方遘患：豺虎：指董卓餘黨李傕、郭汜等人。方遘患：正在製造禍亂。遘：同“構”。○中國：此指北方中原地區。

○委身：托身，寄身。適：往。荊蠻：指荊州。荊州本楚國之地，楚國本叫「荊」，古人稱南方民族爲「蠻」，故舊稱荊州爲荊蠻。

○攀：謂攀拉車轅，表示戀戀不捨。

○蔽：遮蓋。

○顧：回頭看。

○兩相完：兩者都能保全。

○霸陵岸：霸陵：漢文帝劉恒墳墓，地處長安東面。岸：高地。

○《下泉》：《詩經．曹風》篇名。《毛詩序》：「《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下泉」，即「黃泉」，指地下。「下泉人」，此處也有暗指漢文帝之意。

【大意】西漢的都城長安城上空已是黑雲亂翻，李傕、郭汜等人在這裏製造事端。我忍痛告別了中原的鄉土，把一身暫托給遙遠的荊蠻。送行時親戚眼裏噙著淚水，朋友們依依不捨攀著車轅。走出門滿目蕭條一無所見，只有堆堆白骨遮蔽了郊原。一個婦人面帶饑色坐路邊，輕輕把孩子放在細草中間。嬰兒哭聲撕裂母親的肝肺，饑婦人忍不住回頭看，但終於灑淚獨自走去，「我自己還不知道死在何處，誰能叫我們母子雙雙保全？」不等她說完，我趕緊策馬離去，不忍再聽這傷心的語言。登上霸陵的高地繼續向南，回過頭我遠望著西京長安。領悟了《下泉》詩作者思念賢明國君的心情，不由得傷心、歎息起來。

【說明】作於漢獻帝初平三年(192)，逃難去荊州的途中。全詩可分三層。第一層詩人先以概括的筆法交待時局背景，然後寫了自己避難去荊州親戚朋友悲戚難舍的送別場面。第二層詩人先高度概括了「白骨蔽平原」的悲慘景象，然後推出了「饑婦棄子」的典型事件的特寫。第三層以詩人離開長安的感傷而結束詩篇。

王粲不得已離開長安往荊州避難，在悲痛的氛圍中與親戚朋友識別。「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是泛指戰亂造成的慘象，與曹操《蒿裏行》中「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同為反映時代真實的名句。「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運用《詩經．曹風．下泉》之典。關於第一首的創作時間。前人認為寫於初平三年（西元193年），也就是王粲16歲所作。

後代都把第一首作爲最能代表建安詩歌現實主義精神的五言力作。西元192年，大軍閥董卓被殺後，他的部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大肆燒殺搶掠，李郭二人又互相混戰，造成一場空前浩劫。王粲在南下避難，逃離長安不遠的路上，目睹了一幕悲劇，心中無限酸楚，便把這件事如實地反映了出來，並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詩的開頭兩句概括在交待當時的局勢。「亂無象」正是軍閥橫暴，民不聊生的概括。

詩進而對這種混亂局面指出其形成，是因「豺虎方遘患」所致，一下子就把對禍國殃民的「豺虎」即軍閥的憤恨表達了出來。「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這四句，寫作者在混亂局勢下，無可奈何被迫遷移。作者本從洛陽流離長安，現又要離開長安，故云「復棄」；「荊蠻」是遠離長安的偏遠之地。特地指出加以點明，以顯示這次「委身」仍是出於無奈。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尤其兵荒馬亂之際，生離等於死別，「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就是寫出了離別時的悲痛場面。

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人民流離失所、死亡略盡，王粲〈七哀詩〉把當時淒涼悲慘的景象，描繪得淋漓盡致。「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對當時長安四周數百里內不見人煙，「白骨盈積」的慘象，僅用十個字就作了高度概括。「無所見」正是爲了強調下句的「白骨蔽平原」。這五個字極富概括力，爲我們展現了一幅無限傷心慘目的圖景。「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詩人選擇了一個饑婦人由於萬般無奈，只好棄子逃難的場面。草叢中呱呱待哺的嬰兒，不久就要變成一具白骨，是完全可以預料的，但棄子求生的饑婦人是否能逃脫餓斃的厄運尚不可知，她心中明白，等待著自己的同樣是死亡。這寫出生靈塗炭的苦況，慘絕人寰，使人不忍卒睹。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目擊者王粲在這慘絕人寰的饑婦棄子的事實面前，竟因毫無解救辦法，也只好一去了之。詩最後寫作者登上霸陵，回頭遙望長安，傷心感歎。霸陵是文帝的墓葬，文帝時代是漢代的太平盛世，因而，「下泉人」既是借用《詩經》典故表達「思治」求安，「思明王賢伯」的心願，也隱寓了對賢明的漢文帝的懷念。王桀眼見婦人棄子的慘況，便有「念彼泉下人，黯然摧心肝」(《七哀》)的感慨，希望賢君在位，使百姓安居樂業。

《七步詩》表達了詩人譴責軍閥作亂，同情人民痛苦，希望國家安定的進步思想。這一主題，是結尾四句點明的。這首詩運用了白描的手法，既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概述，又有飢婦棄子的典型事例的刻畫，這樣忠於現實的抒寫，使全詩的悲劇氣氛更加濃厚。

《七哀詩》的藝術特點：

（1）詩歌運用了高度的概括與典型事件的特寫相結合的筆法。詩人對社會動亂的背景和送別的場面，以及「白骨蔽平原」的慘景，均採用了概括筆法來的描寫。「白骨蔽平原」五字凝縮而形象地概括出時代亂離，生靈塗炭的典型慘景，與曹操的「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蒿里行》)有異曲同工的格調。而最獨特、最精彩的是詩人在這一大背景下，又推出了一個特寫鏡頭——「飢婦棄子」。「飢婦棄子」情節的選擇意在舉重知輕，《文選纂注》引吳淇語曰：「人當亂離之際，一切皆輕，最難割者骨肉，而慈母幼子尤甚。寫其重者，他可知矣。」寫出了最慘烈、最動人心弦處，別處自然不言而喻，這就是典型的妙處所在。

（2）詩歌以敍事為線索，形象地描寫了由於軍閥混戰所造成的亂離景象，以抒情為主旨抒發了作者的強烈的悲憤與深沉感慨。詩篇以描寫亂離的社會背景為開端，繼而是親友送別，然後是路見「飢婦棄子」的特寫，最後以抒發感慨而結尾。主次詳略安排得當，層次清晰，首尾緊密照應。

【評價】

自從曹丕在《典論論文》一文中提出『建安七子』之稱後，便成了文學史上的重要術語。曹丕評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七子即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和劉楨；孔融之外，其餘六人均為曹氏父子的僚屬和鄴下文人集團的作家。他們的出現，使建安文學造成『彬彬之盛』的聲勢，形成了『建安風骨』，大大促進了五言詩體的發展。因此在文學史上應給予較高的評價。

【蔡邕賞識】

　出身名門的王粲，有著顯赫的家世背景，曾祖、祖父均曾位列三公，父親為大將軍；同時東漢文學大師蔡邕也曾「倒屣相迎」肯定其才學。「倒屣相迎」形容迎客的急迫，或對來客的熱情歡迎。出自《三國志‧魏志》。原文：「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皆驚。」

在極為重視門第的漢末，王粲理當前程似錦。然而十七歲，年少的王粲，在軍閥肆惡，董卓為亂之時，不得已避難荊州，依附劉表。劉表一向以貌取人，偏偏王粲貌寢而體弱，因此滯留荊州十二年卻一事無成。懷才不遇，鬱鬱寡歡的心情，藉著登樓抒發憂思，寫下了「魏晉賦首」──〈登樓賦〉。

東漢獻帝時，有位左中郎將蔡邕，是當時的文壇泰斗，很受皇帝的器重，因此家裡常是賓客盈門。王粲幼年才華橫溢，曾前往拜訪蔡邕，蔡急忙起身，跑出去迎接，竟把鞋子都穿倒了。　　屋裡的客人們一見到王粲只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年，身材又瘦又小，都很驚訝，不禁覺得蔡邕親自迎接，似乎有失身份。蔡邕說：「此王公（指王粲祖父王暢，漢靈帝時做過司空）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這孩子才學廣博，我比不上。我要把家裡的藏書文章都送給他。）」
王粲的資優，表現在過目不忘的超強記憶上，當時幾個流傳較廣的小故事是這樣：
【記性過人】
　　原來王粲是位才能出眾的少年。有回王粲與人共行，途經一石碑，大夥兒讀完後，朋友問他：「你能把路旁碑文背誦下來嗎？」王粲說：「可以。」當即表演。王粲笑著當場從頭到尾背完後，一字不差背出，令朋友訝異不已。
另一個故事是：有一天，王粲看人下棋，忽然棋子被人碰亂了。王粲憑著記憶，不慌不忙地將棋子一一擺回原位，棋子擺得與散亂之前原來的棋局一模一樣，了無差錯。令朋友訝異不已。下棋的人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為這是巧合，便用布把棋盤蓋起來，讓王粲再擺一局。請王粲在另一個棋盤上重擺一遍。王粲胸有成竹，第二次擺出了打亂前的棋局。結果下棋者揭開罩布，兩下一對，一模一樣，一個子都沒錯，大家無不信服。王粲因此為《弈旦評》譽為「弈中神人」。
──彊記默識到這種地步。王粲同時也精通算數，熟通數理，著有《算術》。至於精通文章，更是熟練到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為宿構，但退後一想，哪怕再精意覃思的人，恐怕也是寫不來的。

【題解】

《登樓賦》選自《文選》卷十一。為王粲的代表作之一，流寓荊州期間登當陽城樓所作。主要抒發作者久客荊州的鄉愁與懷才不遇的悲慨，真實地表現了漢末大動亂形勢下一部分文人流離傷時的心態和渴望建功立業的抱負。作者因生逢亂世、長期客居他鄉、才能不得施展，而產生思鄉、懷國之情和懷才不遇之憂，表現了作者對動亂時局的憂慮和對國家和平統一的希望，也傾吐了自己渴望施展抱負、乘時而起，建功立業的心情，是建安時代知識份子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的反映。

當時王粲為了避亂，懷抱用世之志，從長安到荊州，南下依附劉表，未得重用，心情鬱悶，所以賦中充盈著沈鬱悲憤的失意之歎。建安九年（204），即來到荊州第十三年的秋天，王粲久客思歸，登樓非為覽景，乃是為了銷憂而來；縱目四望，雖然欣賞當地的風景之美，可是感懷身世，乃不勝故土之思，萬感交集，借登樓所望，抒寫避亂思鄉之情和壯志難酬、懷才不遇的苦悶，富於感人力量，是漢末抒情小賦的名篇。歷代傳誦不衰。
關於王粲所登何樓，向有異說。王粲登樓處有襄陽、江陵、當陽三說。此從酈道元《水經注》之《沮水》、《漳水》注。《文選》李善注引盛弘之《荊州記》，以為是當陽城樓。《文選》劉良注則說為江陵城樓。按賦中所述「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和「西接昭丘」的位置，應為當陽東南、漳沮二水之間的麥城城樓(在現在湖北當陽東南)。

本文從嚴格意義上講並非記遊，但卻是篇建安時代著名的寫景抒情小賦的代表性作品。在作法上盡脫漢賦鋪陳堆砌習氣，雖襲用楚辭的句法形式，卻有著清新秀麗的新風貌，通篇用韻，排偶整齊，偶數句均押韻，可見王粲才華洋溢，作賦游刃有餘。作為一篇抒情小賦，作者把內心感情的抒發，與有明暗虛實變化的景物描寫結合起來，或情隨景遷，或因情設景，使全篇惆悵悽愴的愁思更加真切動人，故能激起歷代文化人的共鳴。

開端表示為了銷憂而登樓，結尾表示為登樓反而更引起愁悶。前後照應，一絲不亂。文氣從容，不露風骨。以景物描寫烘托感情，情因景生，融情入景，是本文的最大特點；平易流暢，不事誇飾，是本文的語言特色。

總之，此賦情景妙合、用典貼切、文筆簡潔、結構謹嚴，脫盡漢賦雕琢堆砌的習套，標誌著漢魏抒情小賦在藝術上的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