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人是: 许静朗

西方文化源头来自古希腊文化,由于此地不适合建立农业和畜牧业 ,于是从橄榄油的生产开始发展手工业；同时此地也适合开展航海业,两者相加便是工商业。所以希腊人便是工商业民族,工商业的特点就是产权必须明晰,明晰到个人,并且商品和货币要流通,人也要流通,因此炸毁了氏族血缘关系。变成了独立的分散的，互相不依赖的个人，于是便出现了工商业民族下的契约（合同）作为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并形成人的性格外向、个体意识强以及研究事物具体到个体的特点。

中国社会则由氏族血缘结构直接过度而来。由家庭而家族，家族而氏族，氏族而部族，部族而民族。家庭结构直接转换为国家结构：家天下。传统中国就是放大的家族，一个家族同时也是是缩小的国家，（皇帝叫君父，地方官叫父母官，子弟兵。兄弟省份）。因此国家关系是血缘化的的，人的性格相对内向、群体意识强、并且研究事物的规律时联系上整个天地，将人立于天地之间（所谓天人合一）。以下将几个特点举例加以对比,表现如下：

外向 /内向 :

见面握手: 洋人握别人手华夏人握自己手(作揖)

就餐方式: 洋人: 刀叉(进攻型) 华夏人: 筷子(朝内用力)

武术形态：西洋拳击强调重心上提，外展发散的直摆勾刺，表现工商民族离土超越的心态。传统中国武术讲究重心下沉、内聚收敛。。。。

群体意识 / 个体意识:

洋人:不让菜自己吃自己，自己埋单。
中国人:不分彼此同吃一盆菜（血缘化）敬菜、劝酒、抢埋单{中国人母子关系第一，兄弟关系第二，因此吃饭、宴席就是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因此也要同吃一盆菜。【生人（厨房里没加工过）熟人：(加工过)】}, 但西方人觉得这是强暴.

洋人地址从名字到姓最后到国家越是群体越后面中国人相反。

洋人维系人际关系靠契约

例：婚礼：回答牧师问题代表被合同代表当事人真实愿望。戴戒指表示签字。接吻意味着交换合同文本，由于婚礼是契约关系，因此出现结婚纪念日这样的节日，意义就在于重申合同有效（现场大笑）。

法律：全体公民签署的规范社会行为的契约。建成全民公约、社会契约。不过是全社会全体公民的共同契约，一旦签订，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叫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道德（解决善恶问题）：等于是和上帝签的契约：做好事上天堂。违约者下地狱。~~

真理（解决是非）：例如数学规定:1加1等于2,事实上自然界并不存在如此线性的法则.;

中国人维系人际关系的方式：

如上：靠血缘化，靠吃饭，靠生人变熟人~

治学思路的内在结构：

本条由《中西文化差异之--智者察同，愚者察异》一文详细展开讨论。

以求异为特点的研究是积少成多，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科学在继承古希腊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如伽利略通过对斜面实验、钟摆实验、抛射物体运动、自由落体等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物体运动规律的认识。伽利略的科学研究显然符合古希腊察异的精神。伽利略是近代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典型代表。近现代科学是在求异的道路上发展，并不断取得进步的。察异的道路虽然艰辛，但不失为认识自然的一条有效途径。

而以求同为特点的科学则是相对静止的，发展缓慢的。东西方科学的不同特点是西方科学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之一。

察同和察异的不同体现了东西方科学的本质差异。与此差异相联系的是研究方法的差别。西方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经验归纳法(以培根为代表)和逻辑演绎法 (以笛卡尔为代表)　　而中国科学的显著特点是察同。要通过具体的个别直接把握“道”，既不能依靠经验归纳法，也不能依靠逻辑演绎法，而只能通过特殊的体验、灵感、顿悟、直观等非理性的方法。用《管子·心术上》中的话来说就是:“去欲则宣，宣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通过让心意专一，并独立于万物之上，从而明察万物，把握“道”。

　　

以感觉为基础察异的科学必然重视实体，因为实体是感觉的基础，是察异的载体。而以察同为特色的科学不可能重视实体，因为实体中显明的是差异，不便于对“同”的探索和把握，察同的科学重视功能和关系。
　　

中国传统的德性之知虽说不符合现代意义的“科学”但并非说道就一定会落后或者使人类的发展停滞不前了。早先中国的丝绸、青铜、瓷器无一不是在缺少查异的微观科学技术下率先创造出的。而今天的西方妄想试图用此法来分析中药经络及白酒的酿造。结果百思不得其解。殊不知，察异的局限性缺少对天地的整体认识，以及对具体事物研究的方法本身也无法发现经络或者元气这样的形而上的东西，因此，究竟今天该如何把握好查同察异之间的关系及比例，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让中国的德性学说被西方了解和认识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处于别的文化中的人类和在非人类的智能中，可能有根本不同类型的‘科学 '。任何只从某一种观点来掌握的陈述只有相对的正确性，必须以相反的观点来掌握的对立的陈述作补充。” 现代自然科学虽然是西方传统主导的，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国传统科学的价值。察同和察异本身就是一组即对立又互补的阴阳关系，它们共同丰富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

有幸读了严火其先生的一篇名曰:《智者察同，愚者察异》的论文，霎时间茅厕顿开，拨云见雾，对最近相当关注的中西文化之差异，以及相应的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有了大跨步的认识。如下以自己的滤网总结并加以感言。

《黄帝内经》有“智者察同，愚者察异”一说，，察同和察异，基本上可以很大程度的用以各自概括中西方自古对于探索世界或者说治学的内在根本结构。

西方科学讲的是求异。其源头在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的考察中，“研究分为哲学和所谓的“专门学术”，则相当于今天的科学。科学之所以叫科学顾名思义在于分科（从这点上来说中国的传统学问不该以科学命名，例如有句话叫中医不分科。。）对古希腊人来说，研究工作要有具体的对象，没有明确的对象，也就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这个对象是通过定义确定的。定义是从自然界中分离出一类事物，这类事物具有某种共同的本质，从而把这类事物与其它的事物区别开来，成为我们具体的研究对象。　定义的本质是把握事物之间的差异。随着学术的深入，差异中再进而求差异(西医书越来越厚\病名越来越多\药的品种不断更新)，从而深化对自然的认识。“例如‘有脚'是动物科属的一个差异，而‘有脚动物'还得当作一科属，再进而求其差异。……直至无可再分为止。。显然，古希腊科学的显著特点是求异。据说当年有一个异类：赫拉克利特，他的意识形态及对自然的研究态度和传统中国的极其接近，不过因为势单力薄及性格孤僻、恃才傲物。最后被亚里士多德击败，从而决定了世界今后的走向。

而中国传统科学的本质特点则是求同。中国科学不重视事物之间差异的探索，而千方百计寻求自然万物共同的本质。古来贤者认为：人生是短暂的，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对事物的认识，那么到死的时候，你对自然的认识也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智者不该倾注精力去逐一研究世上不同种的东西。例如马或骆驼或昆虫。
　
只对某一事物有具体知识的人，只能认识这一具体事物。他对事物的认识是十分有限的，把握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是不充分的。但如果对天地间的“道”有了足够的把握，到那时，则能兼识一切事物。各家各派无不致力于对“道”的探索和把握。可以说，中国学术以研究和把握“道”为目标。

我国传统也有强调格物致知，甚至有“致知在格物”的说法，也主张认识具体的事物。但并不是如希腊人那样，要认识这个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对传统思想来说，认识个别事物的过程也是认识其它事物的过程；既是为了认识这个事物，也是为了认识其它事物，并且是为了认识所有的事物。而在根本上，万理只是一理，天下只有一理。认识事物乃是为了认识世间万物共同之理，不是为了认识事物间的“异”，而是为了认识事物间的“同”

对中国人来说，知识常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所谓的闻见之知，以感觉为基础；其二是德性之知。闻见之知以感觉为基础，通过感官获得；德性之知不以感觉为基础（靠修行后闭关顿悟获得）。《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见闻之知不仅以感觉为基础，而且过多地沉溺于具体的事物之中，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有害的，它妨碍我们对“道”的把握。
　　

在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专注于德性之知，自觉地远离闻见之知，从而形成了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分离，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闻见之知成为了主要是劳动者的知识，虽然偶尔也有个别非主流的知识分子参与。德性之知则成为知识阶层的知识。由于劳动者自身的不足，闻见之知只能是零星的，并长期局限于感性的层面，难以形成有条理的系统。体现我国传统学术本质和特点的知识是所谓的德性之知，也即求同的知识。

德性之知主要是指以易经的阴阳、五行、八卦学说为基础所展开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几乎延伸到古代中国的各个领域。几乎古代社会所有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生产医药，武术曲艺等所有的理论结构都逃离不出易理。但要说明复杂的自然光靠理论貌似不够。要充分把握具体事物，就不可能完全排斥个别的具体经验。由于不主张对不同种类事物的专门研究，最高的普遍的自然规律必然要用对个别的具体感性和实践经验加以补充。传统医学中，各种草药的疗效是“神农”尝百草尝出来的，望闻问切无一不是通过见闻来感受的。。农谚“秋耕宜早，春耕宜迟”在南方地区就变成了“冬耕宜早，春耕宜迟”。，中国科学并不排斥感性，感性知识不可避免地成为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实践经验积累的意义上说，我国传统科学仍有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是感性经验对我国的传统科学来说，始终是补充性的，不是本质和核心，因此，它对传统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而上是中国文化中所一直追求的境界之一,自古以来体现在中国人意识形态及行为模式的方方面面：从生活中每天家常的炒菜做饭，到文人墨客的吟诗泼墨，再到到江湖侠士的绝世武功再到中医、再到各种传说中的绝技绝活== 其中都包含有形而上的表现，并都以形而上的程度衡量该技法境界层次的高低。

简单的说,形而上我觉得就是把一样技能上升到艺术的层面：是线性的、不能量化的、不可分工得（整体）、无形的、同时还得是玄而秒的。。。《素问》里面对这个“形”有很具体的描述，那就是“气合而有形”，那么形而上也就是气聚合之前的一种状态，是混沌的、非线性的、捉摸不透的。而《灵枢》中对从艺者能力境界的高低又有一个明确而抽象的标示：上工守神，下工守形”。（神明则又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另一个概念，此地暂且不说。）

易中天先生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人炒菜,写字都可以表演,而油画的过程没什么好看的。’这确实是,油画一画画上几个月，你想看也没那么多时间。而看洋人做菜，要平淡和沉闷许多，对刀功及至那些翻炒技术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并不讲究，相反有形的有数据的像那些配方啊，严格的步骤划分啊，时间和材料分量的限定啊、什么的极为重视，吃西餐用的的刀刀叉叉,盆盆盖盖也给人粗犷和严肃的感觉。由此看来，在洋大人看来是艺术的,我们把他当成艺术,在洋大人看来是技术的、生活的，我们也同样把他当做艺术并上升到表演的层面。

。。。。而正当我正为中国历代那些吸收了形而上、玄而深精髓的大书法家、武术宗师、医圣药王们出神入化的道法啧啧称叹、心驰神往的时候，郎咸平教授一期关于系统工程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讲说，一下子把我从九霄云外砸入了谷底，先前美轮美奂、踌躇满志的幻景烟消云散，换来的是惆怅迷茫，对中国企业及社会发展的担忧以及对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大道至真立场的动摇，并渐渐地陷入了无限的沉思~~~~~~~

郎教授之前一些批判传统文化的观点：他称之为中国人的文化魔咒的种种的案例我倒并不怎么认可，毕竟，相信术业有专攻，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毕竟有限。但这次讨论的系统工程的话题得到了我的重视，或许部分的揭开了一直困扰这我心头的关于中国近代衰落原因的谜团，或许这正是其中之一。

郎咸平开篇以中西餐饮行业为例。说到中餐无法像肯德基那样铺天盖地的开连锁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餐无法系统工程化。而这正是西方企业竞争的核心力量。所谓系统化以肯德基为例就是把制作一对鸡翅的步骤尽可能的分拆细化，然后把职责分摊到固定的不同人身上，每个人只尽力的做好单一的环节，并给每一个环节制定严格的有形的数据指标。（这里我又想到了《国富论》开篇说的：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以此提高生产的效率和产品的品质。再保证品质高而统一的基础上提高产量。肯德基只是无数西方优秀跨国企业的一个典型案例，以此为例只是与中餐相比具有典型性。中餐强调厨师技艺的高低，餐馆以大厨为根本，大厨就是上工，他们做菜的手法可以像武林高手一样出神入化、眼花缭乱，不仅颇具欣赏性，更重要的是菜的色香味俱全。这整个一套完整的流程是流畅且守神的。决不能硬性拆开或在放调料时死板的规定数字。就像作画一般，要表达画家想要表达的意境和理念必须每一部笔都亲力亲为。绝不能让人代笔。调色时不同色彩的用量更是全凭感觉，不可能用量统统给你数据化。

这时我想到了形而上，这方面是与西方文化截然对立的。中国社会也分工，原始社会也分工，就算是鬣狗捕猎都分工，只是如果为了追求形而上就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系统化，而系统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无法形而上，取而代之的都是明细的参数与尺度以及极细的分工。

而其实形而上是要比系统化大的多得概念，前面已经说过，因此这里比较的主要是比较量化与否及分工的精细程度。还有就是元气学说、玄学的概念，这里暂不细说，而分工与否转念一想其实也就是求同与求异，个体与整体的概念，也就是说形而上其实包含了群体意识，整体观念在其中。

反映在医药，就是我们讲天人合一，脏腑与器官密不可分，人与天地同生共长；方子是活的，每次用的要量都不同，因此从根本上西医就错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心脏不舒服就开刀，它永远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武术上，我们要求18样兵器都精通，小可打大，慢可打快，柔能克刚，而西洋格斗要称体重，分级别。拳击是拳击，摔跤是摔跤。因此弱的永远打不过强的，偏得打不过全的，再反过来看餐饮，肯德基把制作一个鸡腿分到不能分的程度并把每个过程分摊给不同的人，味千虽然不能分工得那么细但他的面他的调料汤包夜应该都是统一在固定的厂里生产的，这样保证机械化的高效量产，同时这样做出的味道也是死的，但质量和数量统一。而中国餐馆靠大厨，即使同样牌子的饭店味道也会有区别。这我们很容易理解。

饮食是根深蒂固的东西，衣食住行，也就食我们还没有被西化，被彻底侵略，这恐怕以后也很难。因此我们不会怪一个连锁中餐馆的味道会有差别、质量参差不齐。我们也习惯了，就算受不了也得吃中餐。

可是如果这发生在汽车生产的流水线上那结果就是我们无法量产高品质的机械。生产力无法提高，并不能打造出自己的国际品牌。这确实有必要沉思。应该如何来权衡两者的利弊？

再反过来逐一研究，中医不分科没什么不妥，脏腑经络同辨证更是不容分说，盲目中医现代化只能毁了优良传统，就算不分科也不会影响看病的效率，因此这感觉没什么问题；武术同理，带上拳套迎合洋人的准则打回合、打点数、分级别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保留原来的传统，重新设计自己的武术体育产业；而餐饮来说我吃过东方既白，这个以系统工程下推出的中餐肯德基实在无法下咽，因此中餐也不能走这种流水线的道路，吃饭毕竟不是吃药片，是生活享受。其实西餐厅也并不都如肯德基，而中餐中如火锅啊水饺馄饨之类的也走得是系统工程。而至于像服装洗车玩具==的制造业我想是不是可以在先保证品质的基础上先系统工程，然后再推出类似手工定制限量的形而上的东西，毕竟这个高速的时代对这些需求量已经不大了，但作为一个追求品质追求玄而秒的人来说仍然对形而上有着一种依依不舍的渴望。

现在的时代已经容不得你在一个人一针一线缝制每一件衣服，成衣虽然大行其道，但订制服仍有一线生存空间，快餐虽然是很有效率，也能保证口味统一，但我们平时毕竟多数在家自己做饭，而且民以食为天，因此我们总是追求不同的口味，所以不能总是肯德基，而汽车飞机大炮这些容不得你工艺参差不齐，否则会酿下大祸，这其实自古中国也是这么追求的，当年秦军的箭头误差就极小，让人瞠目结舌。

由此可见，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应该具备系统化的实力的，同时鼓励形而上的技巧、人物存在，另外系统工程也应该就不同的领域而程度有所不同，例如：餐饮，其实我们也有负责配菜的，负责上菜的，负责料理后事：洗完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系统化，而为了保留口味上做到百花齐放的特色，一般做炒菜的酒家不适合像东方既白之类的做成一个速冻食品堂吃店。

中医还是应该倡导一个学医的人必须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来给人辨证施治，甚至对炼丹气功也能结合起来。而允许偏重针灸推拿的主外，与普通偏重内科的略有差别，同时配上护士，加以辅助。而不该楼上楼下，又是化验又是指标的，并且分科太细，倪海厦先生说的很明确，看一个中医的素质首先看他是用四诊还是西医指标，再看他会不会治感冒，感冒也治不好，其他的就算数了。。。

而其他的像服装汽车玩具=的制造业则应该大力向国外学习，再能做到每一个流水线把好质量关的情况下，在产品的质量，生产的效率企业的实力提高到一定高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追求手动打造的限量产品，为形而上留有余地。

粗放型制造业为主的中国现在之所以各个领域都不强大。我觉得仍旧是这近百年历史的原因：一度的贫困，加上贵族阶级的消亡以及黑暗的30年斗争导致我们对产品品质的追求得过且过，因此，细节不够重视，也就是普遍缺少追求完美的心。这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等过了这一关以后，系统工程的质量也就必然跟上，否则缺斤少两。质量出不来，产量也就上不去。

作为藐视人者，他没有朋友 ~~~~ 　赫拉克利特尽管出身高贵，有机会做高官，但他却从未接受过职位。他是一个异类（freek），当时的希腊人把他看成是一只珍稀动物：带着尊敬和惊奇的混合感情。（典型的后生子女)

但我很快就发现他的意识形态及观察世界的视角和研究自然的方式和远在东方的我们的祖先出奇的相似。可惜以他的个性他并不会站出来与亚里士多德顽强抵抗。（传说两个人学术pk过）最终亚的思想决定了西方科学的路线，而这股强势的文化如今又威胁到了黄河流域孕育出的民族。

他的思想：

永恒的活火，强调火在自然界的重要性。对应的是五行理论中的火。（一位医者言：‘一切动力皆来源于火,能源不过是藏火.火者,活也,气也.’）

万物皆流: （冷变热，热变冷，湿变干，干变湿）。这是典型的阴阳相互转换

对立统一: 阴阳对立制约

一切产生于一:凡天地之数,起于一,一属阳,气也~~一生二,二属阴,血也.。。。。

本以为是讲的是一个有理想的小青年面对重重压力、百折不挠后成功的故事。谁知是说年轻人成功得太早，被过大的荣誉冲昏了头脑；而大众被唾手可得的五花八门、取之不尽的美食鬼迷心窍的丧失了理性。最后发展成灾难片，险些毁灭整个地球。上天后那场景比《地心游记》还恐怖、劲爆。~~

　　
　　其实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不仅人类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其实整个地球的普遍演化规则亦是如此。物种的灭绝往往也是由贪婪的性情所致。像霸王龙剑齿虎苏格兰麋鹿这些动物为了食物或着性的动机，疯狂的演化自己的武器。特化到一个极致后长出了巨大的头颅、犬齿、及大角。贪婪的利用这些工具捕食或者追求异性。当这些演化经过顶峰之后随着周边环境的骤变紧跟着的就是种群的竞争力急转直下走向灭亡。。。所谓过犹不及，过了其实也就是贪念的表现。
　　
　　人类历史更是如此，远的不谈。近的便有次贷危机。华尔街阴谋家明知放贷给无力还债的低收入人群会引爆金融核弹，可当高额的回报不断刺激他的神经以后，便惯性的不断重复下去，理性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欲望掩埋。当核弹引爆的时候，他们早把风险转嫁给了政府和其他国家的百姓。
　　
　　搞发明不是错，可如果将一个新成果滥用、特用、走向一个极端便必定会产生始料不及的灾难。人类为了贪图享受方便在地球上未经上帝允许自说自话创造了无数工具，其实每设计一样新产品之前都应该抱着谨小慎微的态度反复思量。考虑好这么做会不会违背了自然的原始规律，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会不会破坏环境、激活人性的阴暗面==不良影响。
　　
　　归根结底、灾难往往都是由欲望所致、欲望使人创造。贪婪使人迷失自我、并滥用创造的果实。最终酿成像剧中那样的悲剧。

苏秦和张仪作为战国时代也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呼风唤雨的两位说客，杰出的纵横家、阴谋家。各自代表的是连横派和合纵派的领袖，两个人一生的轨迹既有极大的相似性，也存在少许的差异。

两人都出身贫寒，成名前一个携带身家老本出去闯天下，回来后全家老小冷眼相对，随后立马锥刺股发奋苦读, 一个拜深不可测的鬼谷子为师。

功绩来讲：一个为秦国统一中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个颠覆了弱国无外交的铁律：使燕国长期处于稳定,把齐国搅的天翻地覆,从此一蹶不振.

结局：一个险象环生、虎口脱险。回到魏国,安度晚年。一个同商鞅一样的民运：死无全尸.

历史对他们的评价都十分复杂：

张仪：

褒奖：口若悬河强词夺理一言之辩冠盖战国七雄三寸之舌震撼百万雄师。

贬低：势利小人阴谋家阳奉阴违独领风骚欺世盗名堪称一流

原因：总体来说贬低看法占主流，因为史记、孔孟之道影响，孟子对他评价不好。

苏秦：

喋血间谍,:常年穿梭于李兑孟尝君之门庭、随时有毙命的危险。

忠诚卫士:对燕昭王死心塌地。

终结者:使齐国一蹶不振。国力一路下滑。
绝代说客: 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应该来说，这样的评价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意外，大人物的一生都是褒贬不一的。应当说一个人能得到一半人的认可就相当不错了。

纵横家多被孔门思想批判：按孟子的准则，他们离大丈夫的指标还差孙悟空的一个跟头之远。我以为政治毕竟是政治，政治需要阴谋，因为大多人都是小人，和小人打交道只能用阴谋。中国武术虽然把武德放在第一，但技击技法中也包含像：意在藏行、虚实变化这样的兵家“阴谋”的东西。而大丈夫讲的完美主义，这也是为什么孟子是哲学家，而张仪是政治家。完美主义者毕竟是少数，但同样也不可或缺，两样人一样都不可少，一个要用来推动历史趋势的发展，一个帮助人类设定文明的标杆。。。

10 05

一、对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再生产。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而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否和谐又取决于对性的控制程度。对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

《孟子》：食、色，性也。食，是个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人的寿命有限，需要通过生殖作用使得世代更替，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大事。性器官是生殖的专门器官，性行为是动物的最基本的本能，具有繁衍（工具）和享受（玩具）两重性，从造物主的安排来看，繁衍是第一位的，“玩”是为了增加繁衍的积极性、是一种奖赏。

但是性冲动是人类最难以克服的原始欲望之一，对性的管理不当，不但威胁生育大事，而且对社会道德的威胁性最大。孔子就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世界上的很多坏事都是淫开头的，中国古代“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对于性欲的恐惧就已经表达得十分明白。而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对性的恐惧就像对死亡的恐惧一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天主教教会之所以禁止通奸和离婚，就因为他们确信，对付通奸和离婚就象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救治的。”因此各种文明都对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对性进行规范，是文明产生的第一个标记，而性混乱则是文明崩溃的第一个迹象。

“性”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人性的一部分，“性”其实是活力的表现，“性”活跃的年龄也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段。对性过于放纵，是很多文明覆灭的原因，比如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是因为淫乱导致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巴比伦亡国也与淫乱有关，中国晋代上层的淫乱引发了五胡乱华，现在西方国家性解放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和超低生育率（笔者在《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现在的人口问题》将详述）；但对性过于压制，同时也压制了人性，导致社会发展缓慢，比如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明清。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

女人的裤子是文化的国防。古代征服一个民族，俘获女人作为战利品。在和平的时期，两个文明发展不平等的时候，婚姻往往是单向的，婚姻的流向体现文明的高低，发达地区的男人容易娶落后地区的女人，落后地区的男人却难娶到发达地区的女人，一个民族对本族女人外嫁非常敏感。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随着西方性解放思潮的传入，现在中国女人自己脱下了裤子，意味着我们传统文化被彻底征服。

二、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

相对来说，中国古代对性的控制的度掌握的比较好。即使在有“脏唐烂汉”之称的唐朝和汉朝，中国的性开放程度也远远达不到罗马帝国那种淫乱的程度；而在 “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兴起之后，中国禁欲又远远达不到欧洲中世纪的程度。原因是中国早在西周就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礼教文化，核心是家文化，通过婚姻制度将性控制在礼教之内，控制在家庭之内。

中国古代哲人认为，人的欲望是人的合理要求，是人的本性，只不过要做到节制就可以了。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儒家提出适当节欲（而不是禁欲）的思想，《礼记·曲礼》：“欲不可从（纵），乐不可极”。孔子说：“君子好色而不淫”。荀子提出“中理”这一标准，即人的欲望和行动要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

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家庭模式其实是中国数千年摸索出来的社会分工。中国古代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可以纳妾外，普通老百姓基本是一夫一妻制，匹夫匹妇，《易经·家人卦》所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亦即《礼记》所说：“男不主内，女不主外”。此乃分工合作之意，本来没有平等不平等的意思，古代“上有八十岁老母”可以抵消一些罪过或者豁免一些责任（对母亲的孝似乎比父亲更重要）。宋明理学兴起之后的元明清三代，歧视妇女、摧残妇女的现象才比较普遍，包括妇女裹小脚大范围流行（裹小脚现象虽然很早就有，但是不流行）。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其实就体现了男女在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分工。

“大婚，万世之嗣也”(《礼记·哀公问》)，西周开始的中国古代婚姻法中，将婚姻视为人生最为神圣的事情，结婚程序遵循严格的“六礼”：纳采（求婚）、问名（探女方情况）、纳吉（通过双方八字的测算，得到好兆头）、纳征（正式订婚）、请期（双方商定成亲日期）、亲迎（成亲）。南宋之后浓缩成三礼：纳采、纳征、亲迎。并且成亲的时候还要拜天地（因为男女结合是天作之合），拜父母（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夫妻互拜（意味着夫妻结为利益共同体）。成亲之后，还要庙见，就是女方由男方陪同去拜见男方的祖先，向祖宗报个到，算是男方家族的人了。

从道德层面看，古代很早就主张妇女应该“从一而终”。“从一而终”其实有多重积极意义：

１、由于家庭是物质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从一而终”其实是很好地保护了妇女利益的，家庭的财产是夫妇共同创造的，不能随便将妻子扫地出门。
２、婚姻目的之一是 “合二姓之好”，一旦离婚就是“结二姓之怨”。
３、男女结合是天作之合，不能违抗天命（即便是夫妻感情不合，那也是因为前世结怨，认命而已）。
４、依存于物质再生产的人口再生产才是有效的，夫妻双方同心协力抚养小孩。单亲家庭不利于抚养小孩（现在西方国家的单亲家庭也同样不利于抚养小孩，很多陷入贫困）。要是离婚的话，继父、继母对小孩的态度就不一样。
５、生育时间是有限的，离婚意味着浪费生育时间。

因此古代离婚是一件很郑重、很严肃地事情，不能随随便便。男子可以离婚休妻的七项条件（“七出”）：不顺父母、无子（还得等到50岁过了生育年龄之后）、淫、妒、恶疾（麻风等传染病）、多言、盗窃。前两项涉及到孝，第三项就是对性的限制。古代社会还为“七出”设定了限制条件，叫做“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离婚后无处可去）、与更三年丧（妻子陪同丈夫给公婆服过三年重孝）、前贫贱后富贵。也就是说，虽然女方犯了除了“七出”之条，但是有这种三种法定情况之一，男方也不能离婚。但是属于“淫”和“恶疾”的不适用“三不去”。“恶疾”是因为传染病威胁家族的生存（非典期间也要隔离，道理一个样），“淫”是因为败坏家风。可见古代对“淫”处罚的非常重。

但是从制度上，中国古代不曾禁止过妇女再婚。早在唐朝，法律中就有“和离”制度，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而欧洲整个中世纪都禁止离婚。

中国古代一方面严格限制婚外的“淫”，一方面又鼓励夫妻之间的正常性生活。使得性得到满足。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曰：“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也就是男女都能适时缔结婚姻，内无大龄未嫁的怨女，外无大龄未婚的旷夫，老百姓都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礼记·内则》还规定：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就是说妻子在50岁之前，丈夫有满足妻子性生活的义务，五天必须进行一次性生活，一方面是为了繁衍人口，一方面是为了调和阴阳（防止性饥渴）。

古代妇随夫居，只有儿子养老的制度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当然现在已经不适合了)。当时培养成本低（现在养女儿的成本比儿子还多），女孩十几岁就嫁人，不继承财产（有些还通过彩礼弥补父母的养育成本；现在养个女儿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这么高，女婿出得起彩礼？出不起彩礼，那就乖乖帮忙养老吧。因此现在女儿、女婿养老不论从感情上、经济上都是合理的），女儿没有赡养自己父母的义务，但儿媳承担养老的义务，因为当时每人都有儿女，基本扯平。女儿虽然不养老，但逢年过节回娘家，农忙女婿过来帮忙，亲情照样维持。这样反而有利于家庭关系简单化。有人认为古代这种制度不公平，但就像在市区公路上有Yield（让路）和Stop（停）等标志，分明是两条路驶往同一个方向，从一条路来的车偏偏要给另外一条路来的车让路，看起来不公平，但要是不这样的话交通事故更多。现在社会发达了，像在高速公路一样没有了Yield（让路）和Stop（停）等标志了，从法律上家庭成员平等，但家毕竟不是完全公平讲理的地方，今后独生子女需要赡养两对父母，与父母的矛盾、四个父母之间的矛盾不容忽视。
三、从古今家庭模式的差别看现代的低生育率

中国古代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大伦”，需要及时将“性”管理起来，使得“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中国古代总结出女子生育发展的七七四十九岁周期。女子7岁时“性”发育就开始了；14岁则内外生殖器的发育已趋成熟，开始月经，初具排卵受精的能力；21岁时生殖器及功能已经全面成熟；待28岁则身体及性生殖、性欲等方面正处于壮盛之年；进入35岁时其容颜开始衰减，生殖能力变弱；42岁时青春已去，生殖能力锐减；49岁则内外生殖器萎缩、月经闭绝，基本不能再有孕育。

在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模式下，男子20岁、女子17岁已经接近人生中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鼎盛时期，具备养家糊口的能力，而这个时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无论从物质再生产还是人口再生产角度，这个年龄结婚都是比较理想的，并且及时将性限制在夫妻之间，防止“怨女”、“旷夫”现象，既发挥了性的功能，又防止了性的副作用。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协调的，“性”的“工具”和“玩具”两种性是协调的。子女结婚的时候，启动整个family security系统（父母、兄弟、姐妹、姑、姨、舅、叔、伯等一起帮忙），帮助他们建立家庭。

中国古代的家庭模式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模式，妻子边带孩子边做家务、边织布补贴家用，家庭是妇女的工作场所，在完成人口再生产的同时兼顾物质再生产，使得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完美地统一于家庭。家庭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两种再生产的矛盾（比如丈夫贡献大一点或者妻子贡献大一点）在家庭内部就得以解决。家庭养育孩子是长期投资。

然而现在工业化将女性赶出家庭，都得外出谋生，无法像过去那样兼顾孩子和生产。而现在社保制度又使得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脱钩，使得养育孩子的付出与自己的获益脱钩，养育孩子只是消费而不是投资。并且由于社会化分工，家庭已经不再是物质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分配又只根据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矛盾不能在家庭内部解决。夫妻双方都从事物质再生产的话，有益无害；要是夫妻养育几个孩子的话，必将陷入贫困。今后的养老金是靠现在的孩子劳动提供，由于现在退休金制度与工作时间挂钩，没有养育孩子的丁克家庭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养老金，等于不付出反而能够养老；而养育多个孩子的家庭因为减少工作时间，养老金反而少，等于辛辛苦苦养育孩子帮别人养老。实际上是国家欺负有文化（生育文化）的人，而没有文化（生育文化）的丁克家庭不但在现在的物质分配上赚便宜，而且在养老上面也白赚。说得难听点，是政府主导下的抢劫。这种分配制度下，等于是鼓励少生、不生孩子。少子化成为一种趋势。

工业化并且使得人们不得不推迟婚龄：由于传统的家庭经济解体，生产模式的改变，使得教育周期延长，教育结束后也得从产业链的底层干起，才能掌握谋生的技能、积累结婚所需要的经济基础（而现在成家的成本很高，人口结构又引起family security系统脆弱，小孩成家全靠自己和父母）。而现在物质水平的提高又导致性早熟。结果导致他们的生育能力在十多年时间（整个生育黄金时间）处于闲置状态，而这段时间又是性欲最强的时间。人口再生产的能力与物质再生产的能力不同步。有生育能力的时候没有生育条件，而有生育条件的时候没有生育能力。

就像生孩子一样，正常孕期是40周，过早出生和过晚出生都不好。超过42周就是过期产，胎盘老化，不能保障胎儿的营养供应，可能发生缺氧和其他一些严重情况，这个时候再不出生就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医生就需要采取措施，催产或者刨腹产。

女孩20岁左右结婚就相当于40周孕期，25岁就相当于42周“过期产”。现在还有一大批女孩到25岁、甚至30岁都还没有结婚，政府就应该采取措施“催产”。应该“贷款”（比如降低养育成本）让他们提前（比如在大学一毕业就具备成家条件）完成人口再生产，然后再通过纳税“偿还贷款”，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做。国家还在坐视“过期产”而不作为，生育率怎么可能提高？现代经济制度就像一个暴发户，有钱不会用，本来财富已经充足，完全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由于分配制度不合理，搞得人人自危，连个孩子都不敢生，能叫妇女解放吗？

古代即便有“怨女”，“旷夫”，但是也是一个在外（旷夫），一个在内（怨女），不在一起，出问题的机会不多。现在大量的“怨女”和“旷夫”都在外，干柴烈火碰到一起，不出问题才怪。就是说，生育能力在婚前长期闲置，婚后也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这就导致性的工具（生育）的主功能淡化，玩具（欢愉）的副功能得以强化。为性解放提供了生理学基础。

四、从现在各国生育率下降看“万恶淫为首”

20世纪由于青霉素等抗生素医治一些性病取得了特殊疗效，激素类避孕药的出现，乳胶避孕套质量的提高，消除和减轻了人们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引起性病和怀孕的顾虑，西方因掀起“性解放”风潮，最初是反对性别歧视，争取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利的女权运动，同时要求改变基督教禁止离婚的戒律，主张婚姻自由。此后，从这些合理要求逐渐演变为对宗教性道德的全面否定，并宣布上帝已经死亡，认为性交是人人都应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性行为是个人私事，只要双方自愿就可以发生两性关系。性自由者反对一切性约束，主张性爱和情爱分离，性和婚姻分离。一些极端的性自由者不仅主张娼妓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甚至认为乱伦也不应受到指责，更不应受到法律制裁。性解放使西方社会离婚率激增，大量家庭解体，并使得性病、甚至艾滋病流行，并间接地滋生出来盗窃、抢劫、暴力、吸毒、贩毒以至黑社会，社会治安恶化，生育率下降（西方国家生育率在1960、1970年代不断下滑）。

性解放人士将权力和义务分割，只看到性交人的自由权利，却不知道性行为的首要任务是繁衍人口。他们一方面享受人口众多导致的物质繁荣，一方面却又不承担繁衍人口的社会义务。

人性的解放应该是全方位的，应该包括人的潜力全面、合理、协调地解放。比如光“解放”了消化系统，而没有“解放 ”代谢系统，那么就会引起肥胖；光是“解放”了生殖器的性享受功能，没有“解放”生育功能，就必将引起低生育率和一些疾病。因此“解放”是应该有度的，这就是古人所强调的“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

同性恋者辩解说他们也可以收养小孩，但是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社会持续发展，同性恋能够收养三个孩子？到哪里去收养三个孩子？每个女人有生育3个（至少2个）孩子的义务，一对女同性恋者就算人工授精怀孕，她们能够生育4-6个孩子？同性恋家庭本身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

性解放者宣称性行为是个人人权，但是人权不能损害社会公权（繁衍人口是最大的公权）。性解放所导致的性病（包括艾滋病）流行，也威胁到社会的公权。中国2006年艾滋病患者人数上升了30%，吸毒和性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率在1-4%。暗娼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从1996年的0.02%上升到2005年的1.0%。瑞士2005年所有感染爱滋病的男性中，49%属于同性恋人群。瑞士联邦卫生局预测，2006年同性恋感染艾滋病人数还会大增。并不只有瑞士出现这种情况，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也呈现同样的发展趋势。

说严重点，纵容性解放是怂恿一个民族慢性自杀。

性解放是目前很多国家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1、养育孩子是非常辛苦的。贪图快乐到了性解放和吸毒的地步，她们/他们还愿意养育三个孩子？还有什么社会和家庭责任感？
2、增加离婚率，降低结婚率，导致无数家庭解体。
3、破坏生育器官：性病、堕胎、不育不孕。

发达国家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高达15％－2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殖器感染。

性病对生育的影响：
１、性病引起男性不育：性病可以引起男性前列腺炎、附睾炎、输精管炎和精囊炎，这些部位的炎症会影响精子的贮存、存活及输出。婚前豪情万状，婚后精囊空空，结果造成男子不育。如支原体可以使男患者三分之一出现精子含量低，异常精子数增多，活动力下降，以及粘滞度异常，淋病可引起男性的前列腺、附睾、睾丸发炎，因此造成不育。此外，生殖道炎症还可通过免疫反应使得精子表面包裹上一层抗精子抗体，妨碍精子与卵子的结合，这样的精子即使与卵细胞结合，也会影响发育中的胚胎甚至导致胚胎死亡和流产。

2、性病引起女性不孕：性病引起的阴道炎、子宫颈炎、宫颈粘液功能异常、宫腔粘连症、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输卵管阻塞及盆腔腹膜炎是造成女性不孕的首要原因。妓女不孕症发病率就远远比普通人高。此外，尚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免疫因素致不孕—妓女的抗精子抗体阳性率高。一方面是因为妓女的性交活动频繁，可使生殖道损伤或感染，从而易吸收精子抗原而产生强烈的免疫反应。另一方面是妓女接客多人，其精子来源复杂，并多为异族、异种、异血型的男性，因而这些混杂的精液常易致敏，可以产生一定数量的抗精子抗体。“性解放”以性为儿戏，而致性混乱、性放纵，在某种意义上与妓女没有什么区别，增加不孕的风险。

3、除引起不孕外，妊娠期病毒性宫内感染可经胎盘垂直传染，引起胎儿畸形，流产早产和日后发育障碍。支原体也可引起胎儿宫内感染、流产等不良结局。

堕胎引起不孕：

1、输卵管炎症阻塞：由于受术者有较重的宫颈炎或手术时消毒不严，可将细菌带入官腔，从而引起输卵管炎造成输卵管阻塞，阻碍卵子和精子相遇受精。
２、宫颈和宫腔粘连：在人工流产过程中，由于吸宫或刮宫过度，损伤了子宫颈管和子宫内膜，随后引起宫颈粘连阻塞或官腔粘连缩小，这样精子就不能通过子宫颈管进入官腔，或使受精卵不能着床和发育。

３、闭经：在过度吸宫或刮宫时，将子宫内膜基底层吸净，或用刮匙过度搔刮将子宫内膜基底层刮掉，使子宫内膜不能再生，造成长期闭经，这样受精卵也就设有着床之处。

４、子宫内膜异位症：人工流产时有可能促使带有脱落子宫内膜的血液倒流，发生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不孕。
5、人工流产可引起黄体功能不全、不排卵和溢乳等内分泌功能紊乱，从而导致不孕。

此外，未生育的妇女其子宫颈较紧，手术时扩张子宫口难，内口损伤多不被发现，再次妊娠易发生宫颈口功能不全，引起早产和晚期流产。母婴Rh血型不合的妇女唯有第一胎产出健康胎儿的可能性大，首次怀孕后或是做人流手术，其后再怀孕，多会发生新生儿溶血病。晚婚增加不孕概率：子宫疾病卵巢疾病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东欧和俄罗斯生育率超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堕胎比例太高（堕胎的比出生的孩子多），并且因为堕胎引起大量妇女不孕。而美国生育率是西方国家中唯一保持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主要原因是1980年代以来对性的控制在加强。

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对性的控制力度之低是前所未有，有下面这些原因：

1、传统礼教经过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的刻意摧毁，已经荡然无存。
2、西方观念的传入，李银河等学者利用现代媒体高调推波助澜。
3、计划生育政策摧毁了传统上宣扬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
4、互联网的传播。美国当年性解放传播主要是《花花公子》、《阳光与健康》这一类昂贵的色情刊物，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仍然比较有限。即使在鼎盛时期，《花花公子》的读者也不过9万人。现在中国互联网正在高效、低成本地传播“性解放”的观念。

5、中国没有宗教势力对抗性解放运动；而西方国家的“性解放”遭到基督教的顽强反抗。中国“性解放”的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是令人惊讶的。是导致目前1.2-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孕不育症发病率增加10倍，主要原因就是性失控所致。

我国目前人流手术已经在1千万例左右，而每年出生人口才1200万左右，就是说近一半的怀孕是“无效”的。中国堕胎的年轻女性人数急剧增加，在2004年，流产女性中有65％是单身，而这个比例在1999年是25％；艾滋病感染率在15岁到24岁的青年群体中的提高令人担忧。

对生育器官的保护必须列入日程。有必要动用政府的力量来反制“性解放”风潮。中国应该禁止同性恋和丁克题材的作品传播。“性”已经从“潘多拉魔盒”里“解放”出来了，并且化成了无数的选票，哪个政治家有魄力、有能力将“性”封进所罗门瓶子，并沉入大海？

五、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失调是现在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古代农业社会发展缓慢，经过各民族数千年的努力建立起来的家庭模式是符合当时的两种再生产发展的。男女是天然的互补（生理上、心理上、社会学意义上），男女结合是人性使然，对双方都有利，意义是全面的。生活不光是多几块面包，而且包括其他的享受。现代工业化就像拿着小利去诱惑鱼走向死亡的渔夫，将妇女赶出家庭，长期流浪于家庭之外，有些从此无家可归（终身单身），为了多获得几块面包而丧失很多人生的意义，破坏了古人所强调的 “男有分，女有归”的男女分工，这是违背人伦的，是对妇女权益的最大损害。

工业化破坏传统家庭结构，但是却又无力建立起新型家庭模式，导致现在的低生育率。发达国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几十年，但是生育率却难以回升，甚至不断下滑。归纳到一点，就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出现了难以协调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生育率不可能回升。

这个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利、性。“利”包括：养育成本增高，物质再生产过多占用妇女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制度不合理，分配倾向于物质再生产的贡献者而不是人口再生产的贡献者。“性”包括生育能力的闲置和生育器官的破坏。换句话说，现代很多国家生育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两个“侵占”：1、物质再生产“侵占”人口再生产。2、性的玩具特性（性享乐）“侵占”工具特性（生育）。

依照马克思的话说，生产力压迫人口。政府要做的是缓解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而不是成为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帮凶（计划生育就是最大的帮凶）。人口再生产需要来一次绝地反击，收复失地，政府需要组织这次反击。

玄门问道 wrote:最近在看武国忠写的＜黄帝内经使用手册＞，书中介绍了很多现代病的成因和医治方法，透露了很多启动人体阳气祛除湿气的窍门，是一本很实用的书．

我也下了，还没来得及看，

根据柏杨先生的分析：内斗内耗太严重，不团结。不过这些也都是长期战乱的环境造成，在进一步追溯环境的差异，那就是地理环境的区别了。

丁丁：您在对中医学的思考中，特别重视一个“道”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您是从“道”入手，从很深的层面上对中医学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请您给大家谈谈您的看法。

刘力红（以下简称刘）：好的。我们知道，现代科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限于物质世界，对精神世界的东西涉及并不多，所以，唯物主义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那么，这个物质世界又是属于一个什么范畴的东西呢？这一点我们可以暂时放下，而先来看一看古人对这个世界的划分。在古代有这么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世界就分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一个道，一个器。什么是器呢？器就是有形质的东西，有结构的东西，所以，叫做形而下。很显然，现代科学所探讨的物质世界，就是这个形而下的器世界。所以，现代科学所探讨的范畴就是这个“形而下”的范畴。那么，什么是形而上呢？有形之上的东西，那当然就是无形的东西了。这个无形的“形而上”的东西，就称之为道。道世界的东西是否就是精神世界呢？这个问题还有待三思。但，至少在范畴上有相近的地方。

上述的这个区别，关键在于“形”。《素问》里面对这个“形”有很具体的描述，那就是“气合而有形”，或者说“气聚而成形”。形是怎么构成的呢？气聚而成形，气合而有形。气聚合以后就可以构成有形质的东西，形而下的东西，器世界的东西。那么，气还没有聚合以前呢？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显然这就是一个无形的，形而上的状态。所以，按照上述的这个划分，现代科学讨论的领域，实际上是气聚合以后的这个领域。比如物理学，她探讨物质的结构、物质的组成。因此，就有基本粒子这样一个概念。物质是由什么构成的呢？由分子，分子又由原子，原子又由原子核、电子，后面又有质子、中子、介子，介子后面又是什么呢？是夸克！夸克是现代科学目前所发现的物质最微细的结构，尽管它很微细，但，它仍属于形而下的这个层面。
前面我们谈到现代科学的研究领域大概属于“形而下”的范围，也就是“有”的范围。那么，中医呢？中医属于一个什么范围呢？很显然，她既有形而上的成分，又有形而下的成分。她是道器合一的学问。所以，《老子》也好，《内经》也好，都强调要形神合一，形气合一，要形与神俱。所以，中医所探讨的，既有夸克以前的东西，又有夸克以后的东西。
中医是不是一门道器合一的学问，这一点有太多太多的证明，就以五藏而言，在五藏的心、肝、脾、肺、肾中，我们不难发现，它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就是肝、肾、脾、肺都有一个月旁结构，而心没有这个结构。“月”这个部首，《说文》把它归在“肉”部，“肉”当然是有形质的东西。所以，古人对肝肾脾肺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它属于形而下这个范畴，属于一个形器结构。那么，心呢？心就不同了，它没有这个“肉”部，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个“形器”，它是形而上的东西，而非形而下的东西。五藏的这个定位，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位，不是一个轻松的定位，实在的，它是对整个中医的定位，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定位。这个定位我们也可以从五行的联系中去认识，像金、木、水、土这些都是有形有质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往下走的，因为它有一个重量，都受万有引力的作用，都属于器的范围。而火呢？惟独这个火，我们很难用形质去描述；惟独这个火，你放开后它是往上走的，难道它没有重量？难道它不受引力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形而上”，这就是道。

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医光讲肝、肾、脾、肺行不行呢？不行！还要讲心。所以，中医肯定是一门既讲形而下，又讲形而上的学问。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轻重的区别呢？这个答案也是很明确的。我们看一看《素问灵兰秘典论》就可以知道，《论》中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君主”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的。而《灵兰秘典论》的另外一段话，也很值得引出来供大家参考：“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从这个五藏的关系，从这个十二官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虽然的确是道器合一的统一体，虽然，它强调要形气相依，形神合一，但是，总的侧重却在道的一面，神的一面，气的一面。所以，她是一门以道御器，以神御形，以形而上御形而下的学问。
有关上述这个侧重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更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就是医生的等级。《内经》里将医生划分为两个等级，即上工与下工。上工指的是非常高明的医生；下工呢？当然就是非常普通，非常一般的医生了。上工、下工怎样从更内在的因素去加以区别呢？《灵枢》在这方面给出了一个很具体的指标，就是“上工守神，下工守形”。神是什么？神是无形的东西，属于道的范畴，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上工守的就是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守持这样一个范畴的东西，能够从这样一个层面去理解疾病，治疗疾病，那就有可能成为上工。反之，如果守持已经成形的东西，从形而下的这样一个层面去理解疾病，治疗疾病，那只能成为一个下工。所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守神就是治未病，未病就是尚未成形的病，在未成形的时候你拿掉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等成形了，甚至等它牢不可破了，你再想拿掉它，那就不容易了，那就会吃力不讨好。
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从未病到已病，从未成形到已成形。按照西医的说法，就是任何一个器质性的病变都是从非器质性的阶段发展而来。在非器质性的阶段治疗是比较容易的，而一旦进入器质性的阶段，治疗就困难多了。因此，为医者不但要善于治病更要善于识病。疾病在未病的阶段，在未成形的阶段，你能否发现它，截获它，使它消于无形。像扁鹊望齐侯之色一样，病还在皮肤就发现了，在皮肤就进行治疗，应该不费吹灰之力。而张仲景为侍中大夫王仲宣诊病，提前20年作出诊断，并提出相应的治疗措施。这就是见微知著的功夫，这就是防微杜渐的功夫。等到晚期癌症了你才发现它，又有多少意义呢？

目前现代医学的诊断技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处于诊断已病的水平阶段，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技术再先进，也只是诊断出那些已成形的病，对于未病，对于尚未成形的病，现代的诊断还无能为力。但是，到了基因诊断，检查婴儿，甚至胎儿的基因，就能发现将来的疾病，到了这个阶段，就应该是知未病了。所以现代医学从总体上说，还是向传统中医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现在大多数人对中医的认识，都是从已病的这个层次上去认识，都是从形而下的这个层次去认识。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中医，当然觉得中医处处不如西医。我经常打一个比方，比如一个心梗的病人，心梗发生了，你会往哪个医院送呢？是往中医院送，还是往西医院送？我看100个人会有100个人要往西医院送，也许就是张仲景再世，他也会建议你送医科大附院，而不送中医学院附院。凭着这个，搞西医的人个个挺胸抬头，搞中医的人个个垂头丧气，以为中医确实糟糕，自己入错了行。如果这样比较，那中医确实不怎么样，要甘拜下风。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我治的这个病人，我治的这个冠心病，根本就不发生心梗，乃至根本就不发生冠心病，我是使它不发生，你是发生了以后去救治，这两个如何比较呢？对社会，对国家，对家庭，对患者个人，哪一个更有利益？我想100个人里，也会有100个人是赞成我的。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比较，也许我们就会有信心。中医讲究治未病，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方论》的开首就指出“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我们这门医学的出发点，它的宗旨是治未病，是未渴而穿井，未斗而铸锥。可现在许多人偏偏要在已病的行列跟西医较劲，搞什么中医急救医学，这就叫做不自量力，这就叫做以已之短击人之长。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你怎么可能和现代的速度相比呢？
所以，上面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中医是这样的一门医学，它整个地是偏向于形而上的一面，是以形而上统形而下，是以治未病统治已病。而我们现在却在完完全全地用形而下的眼光去看待它，把它当作一门完完全全的形而下的学问，治已病的学问。我们提倡科研，提倡现代化，提倡现代中医教育，完全就是用现代科学这个“形而下”的筛孔去对中医进行过滤，滤过去的是“精华”，是可以继承的东西，滤不过去的东西，就是“糟粕”，就要扬弃掉。大家想一想，这个通不过筛孔的部分是中医的哪一部分呢？必定是形而上的这部分。对上述问题我们思考清楚了，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所采用的现代教育方式，我们所采用的现代中医教育路子，只是一条培养造就下工的路子！

大家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太偏激。但是，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用这个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中医没有多少信心？为什么临床医生碰到一点困难不在中医里想办法，而急着上西药？中医里有许许多多的办法，不是开两剂药就了事。除了时代造成的客观因素外，我们怎么去解释当前中医的这个现状？我想原因不外两个，一个就是教育上、传承上出了问题；一个就是中医自身的问题。可是，只要我们回顾历史，